在即将举行的9月3日大阅兵前夕，北京及全国各地的维权人士、异议学者和律师们再次面临严厉的维稳措施。知情人士透露，著名媒体人高瑜自8月25日起被国保强制带离北京，去往外省进行“旅游”。高瑜已年过八旬，健康状况不佳，随身携带多种药物，此次被迫外出令她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维权人士刘先生表示，高瑜于25日上午离开北京，听说有两名机场工作人员陪同，具体目的地被安排在某南方城市，机票行程也已确定。一些观察者普遍认为，此举是为了防止她在阅兵期间通过海外媒体或网络发声。
在北京，许多知名人士已被限制行动，包括查建国、何德普、李蔚、以及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等人。部分人被严密软禁在家，另一些则下落不明，外界对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可以确认，他们都在当局的控制之下。
此外，北京疫苗受害者王先生提到，维权人士钱大龙日前被带到河北“旅游”超过十天，返京后则被软禁于郊外。王先生指出，监控这些被看守者的警员多达七八名，甚至有些人未尝试前往北京，却被要求在当地接受警方的手机定位，直到阅兵结束。
长期上访的李女士表示，自8月21日起，北京已进入阅兵安保敏感期，访民群体成为主要监控对象。她回忆称，早在8月9日，就有访民被带往昌平和平谷等地“旅游”，有些则在家中被限制行动。部分访民在接受所谓的“慰问费”后，被要求自行离开北京，直至阅兵结束后才能返回。
退休公务员郭先生进一步补充，近期北京市内的封路和限行措施导致很多人选择外出旅游。许多家庭前往四川和新疆等地，而外地车辆进入北京也受到严格限制，城市的交通明显减少，气氛异常紧张。
知情人士透露，此次阅兵期间的维稳经费并非由中央统一拨款，而是由各街道办事处逐级承担，主要用于雇用临时安保人员、支付异议人士“旅游”期间的食宿费用，甚至直接以现金方式要求相关人士离开北京。这一基层维稳模式加重了地方财政压力，但在政治任务面前，地方政府普遍选择不惜代价。
不仅仅是北京，其他省份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维稳现象。贵州的人权研讨会成员最近也遭遇了“被旅游”或软禁的情况。该组织的李先生表示，十余名成员，包括陈西、廖双元、黄燕明等，都被带到偏远地区，限制行动，至少需一周后才能解除限制。
与往年如六四周年、两会等敏感时刻相比，这次阅兵引发的管控措施同样严厉。贵州大学的退休教授方女士指出，中国政府在每次重大政治活动或敏感时期，都会加紧对异议人士的控制，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维稳模式。尽管中国当前财政状况紧张，地方债务压力沉重，政府仍不惜投入巨资于维稳工作，显示出对突发事件的高度不安。
方女士强调，当局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并无法律依据，然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已持续十多年。每逢重大政治场合与纪念日，维权人士与异议学者往往成为首要目标。虽然阅兵本应是展示国家自信的时刻，但在严苛的维稳背景下，反而突显了官方对社会舆情与民间活动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