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中共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对外贸易法》修订草案，旨在将多项改革措施正式确立为法律。这一举动正值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和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关键时刻，专家指出，此次修法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对外反制和内部管控，突显出“法律武器化”的趋势，部分条款可能会对普通民众和民营企业产生深远影响。
据官方报道，这份修订草案共包含11章80条，核心在于将近年来实施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改革纳入法律框架。草案中明确提出，立法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并强调对外贸易工作须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的顺差，为此当局推行了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措施，并设立了单一外贸窗口，急需通过立法来巩固和确认这些实践经验。自1994年《对外贸易法》首次出台以来，该法已多次修订，分别在2004年、2016年和2022年进行了调整。王赫认为，这样频繁的修法反映出中国外贸形势的急剧变化与政策调整的迫切需求。
此次修法草案的显著特点在于完善了反制措施体系，展现出明显的对抗性。草案规定，针对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境外个人或组织，可以采取禁止或限制其与中国的对外贸易等反制措施。此外，草案明确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为规避反制措施的行为提供支持或便利。
王赫分析道，此次修法反映了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的对抗思维。2021年，中共曾出台《反外国制裁法》，此次修法则进一步补充了法律依据，将法律作为对抗西方的工具。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则对此表示更为严厉的观点，认为这种做法代表了“制度军事化”的危险，法律的角色变得越来越复杂，可能导致“反法治”的现象。
修法草案中一个容易被忽视但意义重大的条款是强调对外贸易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王赫指出，这一表述可能隐含着对外汇管控的深层考量。尽管中国每年拥有巨额贸易顺差，但外汇储备总量并未显著增长，这引发了对资金流向的质疑。他指出，取消强制结汇政策后，许多民营外贸企业因对人民币汇率的担忧而选择将外汇收入留存海外。
王赫进一步解释道，未来可能会有强制结汇的要求，相关条款将被用来迫使企业将外汇收入汇回国内。专家们对此次修法可能带来的影响持谨慎态度。黄大卫认为，短期内这些措施可能会产生震慑作用，但长期可能导致“自我封锁”的严重后果。他指出，国际客户会因担心被列入名单而更加谨慎，而民营出口商亦会感到不安。
关于草案中禁止协助规避反制措施的条款，黄大卫认为这实际上扩大了惩罚范围，可能不仅针对外部威胁，还会影响普通民众和民营企业。他警告，如果小企业因替外企打了擦边球而被控“协助规避”，或普通人通过第三方渠道交易也可能被算作“便利外国”，这可能引发广泛的恐慌。
两位专家的分析均指向法律工具功能性的转变，黄大卫总结了这种转变可能带来的三重后果：一方面，民营经济将更加谨慎，市场信任度可能崩溃；另一方面，外资将因法规风险而更加不愿意留在中国；最后，中共将日益依赖“法律武器化”，最终形成一个国际社会不承认、国内人人畏惧的法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