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共的“圈地”运动持续扩张，征地规模愈发庞大。浙江省政府于3月20日公布了一项名为“温州市2025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瓯海区）”的计划，涉及21个开发片区，征收面积总计达到250.0595公顷，其中近三分之一为农村集体土地。随后，辽宁鞍山市、湖北武汉市以及广州市等地也陆续发布了征地预公告，显示各级政府在土地征收上的活跃。
在这一运动中，农民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被频繁征收，随之而来的问题层出不穷，包括农用土地的快速减少、农民失去居住权、以及生存和财产权的保障缺失等。经济学教授文贯中在接受采访时分析了该运动的几个关键问题，并指出，在集体所有制的背景下，农村土地问题始终难以根本解决。
文教授解释，农民失去宅基地所有权的原因与2020年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密切相关。该法案引入了“成片开发建设”模式，地方政府可以在城镇建设用地的规划范围内，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他指出，原本属于农民的宅基地，如今却被视为集体财产，农民的历史权益被无情剥夺。
“宅基地理应属于农民，然而经过多次政策调整后，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连同衍生的经济价值也随之消失。”文教授表示，农民无法自由买卖宅基地，只能在集体内部进行有限流转，甚至连贷款都因缺乏抵押物而困难重重。
此外，文教授提到，农民被迫迁入所谓的“农民新村”，失去原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尽管政策声称将保障农民利益，但实际操作中却常常与承诺背道而驰。许多农民在被迁入高楼后，面临管理费、公共设施费用等额外负担，生活水平并未提高，反而出现下降的趋势。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上，新《土地管理法》允许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出让和出租等方式交由外部单位使用，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困境。文教授指出，各地政府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勾结，导致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控制权，补偿金额微薄，生活困境日益严重。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超过60%的失地农民生活艰难，73%的上访事件与土地征收相关。许多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无法找到新的生计，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文教授总结道，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带来的问题，使得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矛盾也愈发难以调和。当前，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重建对农民权益的尊重与保障，以实现社会公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