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格局正经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选择收缩或关闭在华的终端制造业务。这一现象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人将其称为“日企撤离中国”。从公开数据及企业动态来看，这一趋势不仅仅是市场波动，而是外资企业对中共体制风险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深思熟虑选择。
在汽车行业，三菱汽车于2023年停止了在华的整车生产，并退出了相关的合资企业。其在华销量自2020年达到高点后持续下滑，预计到2024年将降至仅7000辆。广州的汽车销售人员刘先生表示，许多日企员工的家属已经离开中国，很多日本人对中国的未来感到失望。他认为，部分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整体环境判断正在转变，纷纷选择撤离。
安全隐患是推动日本企业将生产重心转向东南亚的重要因素。旅日学者周先生在采访中指出，长期的亏损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共主导的产业政策日益强化，对外资企业形成了制度上的挤压。他提到，自从日本国民在华遭遇袭击以来，许多日本企业的员工家属为了人身安全纷纷撤离中国，部分企业也开始将生产设备转移至东南亚。
电子制造领域同样面临收缩的局面。佳能在广东中山的激光打印机工厂在运营了24年后，将于2025年11月停产。该厂曾拥有超过一万名员工，但停产时仅剩约1400人。佳能在中国市场的打印机份额已降至不足4%，相关订单逐渐转移至越南和泰国。这一生产线的外迁，不仅是市场变化的结果，更是企业对单一政治环境风险的主动规避。
在食品行业，养乐多位于上海的工厂已于2024年底关闭，公司还计划于2025年11月30日关闭位于广州的第一工厂。这是养乐多自2002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设立的首个生产基地，其关闭标志着日系消费品牌在中国扩张周期的结束。
零售和餐饮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退缩迹象。全家便利店在华北地区关闭了近百家门店，将资源集中于核心区域；而吉野家暂停了在二三线城市的扩张。这些品牌的战略转向防守，反映出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和政策可预见性的信心下降。
北京学者李先生指出，日本和美国等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东南亚，显示出企业在降低对中国制造体系依赖的趋势。他强调，政治风险和供应链安全已成为企业决策中的核心变量。这种转变不仅是短期的经营波动，更是针对中共体制环境所做的长期避险安排。
过去五年，外资企业在汽车、电子、食品和零售等行业凭借“品质溢价”在中国市场占据了重要位置。然而，日系品牌如今正在不同程度上退场或缩减市场份额。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的调查，曾在中国家庭消费清单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日系品牌，如今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明显下降。
浙江商会的姚女士表示，受经营成本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日本企业的撤离是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在中共政策频繁变动、监管日趋严苛及外部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企业不得不重新评估在华投资的安全边际。她进一步指出，西方企业正在对中共制度环境进行系统性的“去风险化”调整。这种资本与产能的转移，正逐渐显露出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虽然日本资本尚未全面撤离，但产业重心的重新分配已经在进行。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中国在终端制造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削弱，区域供应链的构建也将加速远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