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5日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共总理李强提出了政府工作报告，确定2026年的GDP增长目标为4.5%至5%。这一目标创下了自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是历史上第三次以区间形式设定。李强还透露，将拨出千亿专项资金以刺激内需，并全面推进“人工智能+”战略。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目标的下调反映出中国经济持续减速的现实，问题严重到难以忽视。华尔街日报评论称，这一低增长目标显示官方对经济放缓已有一定容忍度，家庭消费疲软、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投资动力减弱等多重因素正在压制增长前景。
经济学专家王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中高速增长向持续减速的转变。他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7年至2030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降至约3%。王赫认为，4.5%的增长目标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与中共设定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密切相关。
李强在报告中罕见地承认了诸多经济困难，包括内需不足、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并将“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列为“铁的纪律”。王赫指出，这种公开承认显示出中国经济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回避的地步。
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已成为拖累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李强提到，2026年将重点稳定房地产市场，措施包括鼓励收购空置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及防范房企债务违约风险。自2021年实施“三道红线”政策以来，许多房地产企业因融资限制而面临债务危机，导致大量项目烂尾。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7.2%，新开工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面积也显著下滑。王赫认为，房地产危机对居民财富和消费信心造成了严重冲击，政府在政策调整上显露出明显的结构性意图，意在削弱民营房企的主导地位。
此外，瑞联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除非房地产市场开始恢复稳定，否则消费转型几乎不可能实现。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目标定为2%左右，但在去年仅增长0.7%的背景下，这一目标的实现面临重大挑战。
在消费萎缩与投资过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愈发凸显。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居民消费占比则显著偏低。这种不平衡导致了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的加剧。
李强在报告中提到将设立人民币1,000亿元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以刺激消费和支持服务业。然而，过去的消费刺激政策屡屡失效，缺乏实质性措施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结构的限制。王赫形容中国经济为“鸟笼经济”，民营经济虽然存在，却始终受到框架的限制。
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应该是触动利益格局的体制改革，但在当前的政治体系下，这种改变几乎无法实现。王赫总结道，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进行深层次的制度调整，但在优先考虑政治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变革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经济放缓，北京将科技产业视为新的增长引擎。李强首次提出“智能经济新形态”，并强调推进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尽管有许多传统企业跨界投资科技行业，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寻找新的增长机会，但这种“科技冲动”也引发了对经济转型的担忧。
王赫警告，国家主导的科技路线可能以牺牲民营经济活力为代价，类似于苏联时代的经济模式。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出口限制加剧，中国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愈发紧张，要想摆脱困境，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对外战略，但在现实政治中，这一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