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15日的公告中，中国中央银行宣布下调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并推出八项针对科技创新、民营企业及“三农”等领域的定向支持措施。央行明确表示将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指出今年仍有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的空间。
然而，经济学者们对此政策组合表示担忧，认为这表明传统信贷机制的传导效果不佳，银行的风险偏好下降。在内需疲软与房地产市场调整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边际拉动效果正在减弱。
根据央行的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包括增加4,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的规模至1.2万亿元，提升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并通过专项工具向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央行的目的是降低重点领域的融资成本，助力经济的薄弱环节。
截至2025年3月底，央行通过结构性工具发放的贷款余额已达到5.9万亿元人民币。渣打银行的分析师指出，这类工具目前占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约13%。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表示，这一政策组合反映出中国经济正面临周期性下行和结构性失衡的双重压力，内需疲软，民营企业和居民的扩产意愿低迷，通缩压力和房地产及金融风险依旧存在。
台湾南华大学的孙国祥教授则指出，政策呈现出“结构性宽松与定向降息并行”的特征，表明当局更倾向于通过精准的工具支持新动能领域，而非依赖全面的经济刺激。
数据显示，尽管中国银行业的净息差在2025年有所企稳，但仍处于历史低位。政策公布后，人民币汇率一度走弱，随后回稳，市场普遍认为结构性降息可能为进一步宽松政策的前奏。
黄大卫表示，虽然在技术上仍有降准降息的空间，但面临着金融风险上升、银行盈利压力和低通胀环境下货币宽松效果递减的限制。孙国祥则指出，官方提到的“空间存在”更多反映的是名义操作的余地，而非有效的政策空间，普遍降息可能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而不流向实体经济。
经济学人智库的高级经济学家徐天辰提到，中国近年来倾向于在年初前置刺激措施，结构性工具的调整后，全面政策利率下调并非没有可能。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黄大卫认为相关措施短期内可能改善部分流动性，但未能解决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如税负、住房保障机制及管理效率。孙国祥指出，降低首付可能有助于部分城市商办房的去库存，但在高空置率和低回报率的情况下，市场信心仍是决定性因素。
随着央行的债券购买接近7万亿元，经济增长前景依然面临压力。孙国祥表示，大量依赖结构性再贷款工具反映出银行放贷意愿已成为制约信用扩张的重要因素。在净息差低企与不良资产压力的情况下，银行更倾向于配置低风险资产。
在这样的背景下，央行通过定向再贷款与风险分担机制，试图提高银行对特定领域的放贷意愿，以绕过总量工具传导不畅的问题。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市场预计中国2026年经济增速将较2025年放缓，并在2027年维持相近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