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共科技安全风险的关注逐渐加深，讨论的焦点多集中在后门、间谍活动和数据泄露等显而易见的威胁上。然而，少有人提及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隐患是，签订与中共控制公司有关的电信合同，实际上是在将自身变为中共的技术卫星国。
在一篇《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文章中，经济战略东部中心的阿纳托利·莫特金将这一现象比作冷战时期的“铁幕”，称其为“硅幕”。不同于“铁幕”的明显地理界限，“硅幕”是通过采购决策来界定的，涉及与供应商签订合同以建设国家的5G网络、托管政府数据的平台以及为数字基础设施融资。
去年，欧洲警方在多个地点展开突击搜查，并查封了欧洲议会内的两间办公室，原因是中共控制的华为涉嫌通过贿赂手段，试图获取议员对其5G网络的支持。这一事件揭示了中共在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控制上的不择手段。
文章指出，中共的“硅幕”一面是透明治理、开放标准和竞争市场，而另一面则是国家控制、监控体系和不透明的融资。这种对比让人不禁想起当年的冷战，但与铁幕时代不同的是，现今各国仍有选择的自由。
华为等中共企业以低于西方企业30%至40%的价格提供电信基础设施，且由中共当局全额资助，确实令许多预算紧张的西方国家难以抵挡诱惑。然而，这背后隐藏的风险是，中共利用巨额折扣，迫使各国对其关键基础设施产生依赖，意图险恶。
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常常模糊不清，项目在选择承包商后才被公布，贷款条款更是鲜有透明度，反海外贿赂法则形同虚设，导致参与项目的国家常常面临各种问题。许多因金融欺诈被世界银行除名的中国企业，背后支持其项目的却是中共国有银行，从而使得与中共供应商签约的国家陷入深深的依赖。
使用中共设备的代价往往惨痛。美国政府曾花费近50亿美元，强制在一些农村运营商的网络中拆除华为和中兴的设备，而对于一些完全依赖中共设备的欠发达国家来说，全面更换设备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即便不再使用中共网络，想实现技术独立的希望也渺茫，因为中共的协议往往条款苛刻，当地员工只能接受基础的用户培训，而无法获得工程师级别的技能培训，维护工作只能依赖中共派遣的人员。
除了技术依赖，许多国家还因与中共的合作背负巨额债务，且这些债务往往不透明。中共政府的贷款利率极高，使得相较于表面的硬件折扣，这些债务的成本更为沉重。
例如，尼加拉瓜以中共资金购买设施，结果不仅要支付50%的利息，还需额外支付佣金，20年后这笔费用将可能累积至数十亿美元。而在2020年，赞比亚的债务违约使其对中共的债务敞口达官方数据的两倍，原因在于保密条款限制了政府的披露。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限制与中共技术合作的国家却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功。例如，印度在2021年将中共供应商排除在5G项目之外后，迅速吸引了大量西方半导体投资。越南则寻求贸易多元化，努力摆脱对中共的依赖，力图建立一个价值1000亿美元的技术出口产业。而卢旺达在吸引西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投资后，科技产业在去年首季度实现了19%的增长。
不同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经历表明，选择与中共合作，最终只会陷入束缚和圈套，走向死胡同。相反，远离中共，不仅能保障设施的安全，还能确保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